在古代，山川、河流、沙漠、大海……往往使人类限制于某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但从来都挡不住人类心底深深的渴望：交流。

    曾经有这样一条路，它跨越高山和沙漠，突破地理的限制，连通古代中国、周边国家和西方。驼铃声声，驮着丝绸、瓷器、羊毛、玉石的商队在这条路上络绎往来着；追逐梦想，僧侣、使者们在这条路上奔波着。这条路成了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这条路线曾以中国输出的丝绸最为代表性，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虽以丝绸作为名字，路上交流的却不只是丝绸和丝织技艺，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在这条路上，得以交流的，一是物质和商品，二是技术与文化。而这些商品和技术，形成了丝绸之路上互学互鉴的主要内容。

    本次展览想展出的，正是通过一件件文物，来讲述丝绸之路上互学互鉴的故事。这里的展品，精挑细选，来自国内的近20家文博机构。而每一组文物，都将由一位专家讲述其中的故事。正像佛经中所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每一件展品，都将打动我们的心，带给我们对丝绸之路无限的感动与向往。

单元说明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2017年5月14日，北京）

第一单元 丝路

    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世纪末提出丝绸之路以来，经过近百年来的研究，人们渐渐明确，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简单的线路，它是一张网络，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是绿洲之路、草原之路、海洋之路、还是西南高原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艰难的路，更是一条沟通之路、友谊之路，冲破了地理上的阻碍，带动了大陆间文明的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的了解和感情。

该单元将通过四组展品，展现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西南丝绸之路。

一、花卉人物纹金盘

北魏（386——534）

直径12，通高1.7厘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平沿，弧形浅腹，平底。盘内底锤揲出环绕缠枝桃形叶纹，内有四位神话人物形象，两位半马人拉一战车，其中一位右手叉腰，左手拿着来通杯在喝酒。后一个半人马基本被挡，但动作应该基本相同。战车上立两位，前者右手握权杖，左手托物，后者左手托物，右手握棒。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须发卷曲浓密，肌肉隆起，健壮勇猛，具有明显的希腊罗马雕塑风格。

二、湖蓝色玻璃杯&绿柱石混合串饰

汉代

1990年合浦黄泥岗东汉早期一号墓出土

合浦县博物馆藏

湖蓝色玻璃杯

    杯湖蓝色，半透明，圆唇，口微敞，上腹较直，下腹弧成内凹平底，腹部饰一匝三道凸弦纹。口径9.2、高5.8厘米。这件杯的颜色、形制既别于当地较多见的深蓝色杯。经专家测试分析其玻璃的化学成分，为高铝低钙钾玻璃，与我国自制铅钡玻璃的剑璏、串珠不同。钾玻璃是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华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种古代玻璃体系，在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的遗址中，有不少发现。因此，初步判断黄泥岗1号墓出土的这件玻璃杯属于环南海贸易圈的一个钾玻璃亚类，通过海上交通自东南亚地区舶来。

水晶、绿柱石混合串饰

    串饰共23颗珠子。除9颗水晶、1颗玉髓外，余属13颗包括海蓝宝石、金绿宝石和透绿宝石在内的绿柱石。合浦汉墓出土的透绿宝石、金绿宝石及海蓝宝石均是绿柱石的几个变种。普林尼在1世纪的《自然史》中记述，最好的绿柱石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斯里兰卡的绿柱石资源丰富，也是传统的宝石加工区。合浦出土的绿柱石串饰，应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一带，虽埋地下两千多年，仍晶莹剔透、熠熠生辉，见证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三、《燕然山铭》摩崖与“汉山”题刻

摩崖年代：东汉，公元89年

摩崖拓片：墨拓，高2.12米，宽2.85米

“汉山”题刻拓片：朱拓，高1.31米，宽0.9.米

内蒙古大学藏 

    位于蒙古高原的燕然山，是草原丝路必经之处。公元89年东汉王朝远征北匈奴，统帅窦宪登临燕然山，命班固撰文、刻石勒铭，纪念胜利。由于“燕然勒功”，燕然山名留青史。但自汉军南返，摩崖身在何处成了一个千古谜题。

    2017年，内蒙古大学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联合对中戈壁省一处汉文摩崖展开田野调查，确认摩崖正是《燕然山铭》纪功石刻！ 2019年，中蒙第二次开展联合调查，克服各种困难，收获《燕然山铭》摩崖拓片、“汉山”题刻拓片、雷达三维扫描图等丰富资料。《燕然山铭》摩崖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边将纪功碑实物，镌刻至今已有1930年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四、“宜侯王”文鸟兽纹锦

长44厘米，宽25厘米

东汉

西藏阿里地区古如江寺藏

     “宜侯王”文鸟兽纹锦用以包裹墓主人头骨。其组织为经典的1:2的平纹经重组织，藏青作地，上织浅褐色纹样。残存纹样的最下部分是用涡云构成的波形龙身，每个波曲内有一组对鸟，足踏祥云。波峰外伸出龙首和龙爪，两个龙首之间有柱状纹，两个龙足之间另有一柱，将空间分隔成一个长方形，其中布置了朱雀和麒麟，朱雀头上有明显冠饰，尾作孔雀状，麒麟头上一角，身有类似的豹纹，另一个动物很有可能是龟或玄武。树枝一端，有折形的类磬纹样又分隔了一个长方形空间，其中有獠牙带翅的猛虎，身上有着明显的虎斑。 “宜侯王”三字分布在虎纹和朱雀纹边。

第二单元 互通

    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帛锦绣、瓷器以及冶铁等相继西传；西方各国的石榴、葡萄、香料等奇珍异物也纷纷东来。一座座城市诞生并繁荣在这些路的沿途。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该单元通过八组代表性展品，展现东方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的西传以及香料、葡萄、舞蹈等西域

五、景德镇窑青花帆船图花口盘

清乾隆（1736-1795）

高3.8、口径26.8、足径15.1

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青花帆船图花口盘图案中西结合。口沿及内壁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但盘心所绘帆船图大致接近17、18世纪的欧洲帆船。从整体效果来看，在描绘中与真实船体还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可以推测，乾隆年间，景德镇工匠接到欧洲订单，青花瓷盘中要烧制欧洲船的样子。工匠并未见过，于是以当时中国远洋帆船为蓝本，加上西洋元素，进行了艺术创作。于是，西方帆船的形象就这样出现在景德镇的瓷器上。

六、十九世纪黑漆描金人物纹女红桌

长63.2厘米，宽42.5厘米，高75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件女红桌为西式造型，中式纹样，是广州工匠按照西方发来的货样，运用中国传统的髹漆工艺加工制作而成。桌通体髹黑漆描金工艺，居中内绘一派宁静祥和的岭南官宦人家生活场景。尤其是桌面居中处一位头戴花翎、身着官服、佩戴朝珠的“满大人”和一位身着华服、手执纨扇、露出三寸金莲的娇羞女子相互对视。桌身内配有各式精致漆盒，放置象牙制纺锤、线轴、线梭、顶针等女红工具，桌底缀灰色丝质斗篷，可放置缝纫衣物等物品。

七、洋海墓地出土铁器

早期铁器时代

吐鲁番博物馆藏

    古代人类主要有两种人工冶铁的方式，即块炼铁和生铁冶炼。公元前第1千纪前半叶，多数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掌握了块炼铁技术，进入铁器时代；而在对我国早于公元前5世纪的铁器进行检测分析，显示有半数多都由生铁制成。表明中国已经掌握了与西方块炼铁技术体系不同的生铁技术。

    这次展品中有几件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铁器，包括三件铁刀和一件铁锥。经鉴定，并未得出是块炼铁还是生铁制钢产品。但与洋海墓地年代和地域文化类型相近的鄯善苏贝希墓地出土铁器的检测结果，可以作为参照：13件铁器经过鉴定，有11件是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体系，另有1件铁镞和1件铁刀是铸铁脱碳钢制品。

    于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下半叶，从东而来的生铁技术与从西而来的块炼铁技术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相遇，出现了同一批器物有迥然不同制作工艺的现象。反映了中西钢铁技术的交流融合在这个地区出现。

八、蜡染蓝白菩萨像印花棉布

东汉

残长89、宽48厘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围绕这件尼雅出土的蜡染棉布残片，有专家认为：其中心图像为人狮相搏图，左角下的裸体女神应为希腊神话中手持长花筒（丰饶角）的丰收女神提喀，右角下可能缺失了赫拉克勒斯，底部长框中由辟邪、鸟和彩花带装饰。

    这件作品中提喀和赫拉克勒斯、人狮搏斗纹、彩花带等原属于希腊神话题材，辟邪则来自中国艺术，而棉纺织、靛蓝染色和蜡染技术应是印度起源，大量的几何装饰纹样在犍陀罗艺术中十分常见，而裸体性感的艺术风格则属于贵霜帝国马图拉地区的特点。因此，这件织物汇集东西方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九、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

公元4－6世纪　靖远县北滩出土

高4.9厘米，口径31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1988年秋，甘肃靖远县的一户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一件银盘。盘心所饰这位持杖倚兽的青年男子，中外学者大都判断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奥尼索斯。银盘上所刻的文字，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是大夏文，系大夏贵霜时代即已采用的希腊字母草写本。关于银盘的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定为东罗马时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帝国前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过北魏。也许这只银盘就是当时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能是那个时代西方商旅携带的交换物。

十、鎏金石榴花结纹银盒

高6.5、口径12.3厘米

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件银盒的造型很简洁，纹样却繁缛复杂，采用的是满地装，设计上几乎不留空白，纹样突出的主题是石榴花。虽然经过艺术加工和创造，石榴花并不是很写实，但仍能清晰地表现出来。

    在古代西方，石榴是丰收，富饶和子孙繁茂的象征。从西方传入后，以石榴花作为纹样，在唐代兴起。石榴花纹也引出了很多寓意，主要被视为爱情、多子多福的象征

十一、银鎏金莲花宝子香炉

通高15.5cm，通长35.2cm

出土地点：南京中华门外长干里宝塔顶宋长干寺地宫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此件出土于地宫中银鎏金莲花宝子香炉，整体造型为横置的莲花一枝，花、叶、果实及枝茎一应俱全。以荷叶下俯为托座。一朵莲花亭亭玉立为炉。炉下擎出一茎，上承佛像一尊，后有背光，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又有含苞待放的花蕾两枝，宝子一枝。数枝结为一束，成为香炉的长柄。柄末又附宝子一枚。宝子均有制作精细的器盖，以器盖和器身合成一朵栩栩如生的莲蓬。此类香炉应为行香礼佛专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发展繁盛，陆上丝绸之路也并未断绝。域外的香料通过朝贡或贸易的形式，经过海路和陆路的途径进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中国香文化的内涵。

十二、唐石刻胡旋舞墓门

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

宁夏博物馆藏 

    墓门1985年出土于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每扇石门正中各浅雕一胡人形象的男子，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发掘者认为这是来自康国的 “胡旋舞”（也有学者认为是“胡腾舞”）。 

    胡旋舞是西域旋转性舞种，从文献记载看，大约在北周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到了唐代成为非常盛行的一种舞蹈。墓主明显是来自“昭武九姓”中何国的粟特人，因此在他们家族墓地石门上，出现胡旋舞形象，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第三单元 互学： 

    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更是一条发展之路。丝绸之路的贯通，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以及印刷术等科学技术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可能。

该单元将通过七组展品，展现后世宗教信仰及天文、历法、印刷术、航海技术等科学技术的传播。

十三、印度贵霜朝石雕礼拜佛陀浮雕

2-4世纪

高27.3、宽50.5、厚11.7厘米

出土于巴基斯坦沙赫怪兹—格里

旅顺博物馆藏

    正中为释迦牟尼，两侧左为一听法僧，右为一供养人，两边饰有科林斯式石柱。释迦的右手、供养人的两脚，以及两根石柱底部略残。浮雕技法娴熟，人物造型生动。

    犍陀罗地区，曾属于波斯、希腊、印度、贵霜等诸国势力范围与领地，东西方文化在其境内融合。第一尊希腊化风格的佛像在犍陀罗诞生。后犍陀罗艺术通过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起源。

十四、唐代-元代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

唐代-元代

宽51厘米，高61厘米，厚16厘米，重38KG  

2007年12月三亚市凤凰镇回新村征集

海南省博物馆藏 

    此石碑由珊瑚石雕刻而成。碑额为尖顶，尖顶两侧各有三个山峰形装饰，山峰下刻有生命树图案，生命树下有一长方形方框，方框内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文、墓主名字、“斋月吉日”等。

    海南发现的伊斯兰教徒古代墓葬基本上都是在每座墓的前、后竖立一块珊瑚石碑。三亚因地理位置原因，珊瑚石数量众多，早期居住在此的回民因地取材使用珊瑚石作为墓碑，形成特色的珊瑚石墓碑。

    墓碑既有鲜明的伊斯兰教民族特色，又有独特的海南地域特色，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风格，是研究海南回族历史乃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之一。

十五、元代凯瑟琳拉丁文墓碑

长62，宽50，厚12.5厘米

扬州博物馆藏

    墓碑上的宗教题材石刻在尖拱处，描绘了宝座上的圣母子。墓碑中间一段表现了与逝者同名的基督教圣徒凯瑟琳的殉道情节。皇帝威逼利诱都无法使凯瑟琳放弃基督教信仰，最终决定对凯瑟琳施以“破碎轮”刑罚。行刑前，她双手合十跪下祈祷，身旁是酷刑时使用的车轮，或许是因为上方两个天使施展的奇迹，车轮破裂倒在一边，两个行刑者也卧倒在地；因无法将她折磨致死，皇帝只好命令将她斩首斩首，一个刽子手正拔出一把长剑砍向圣凯瑟琳。凯瑟琳殉道后，天使飞来将她的遗体带到埃及的西奈山上。

    这座拉丁文墓碑是罕见的元代天主教在华物质遗存，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活动时留下的重要见证。

十六、《大隋求陀罗尼》经咒 梵文本

高25厘米、宽21.2厘米

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印刷

苏州博物馆藏

    瑞光寺梵文《陀罗尼经咒》正中有一个长方形框，框内绘佛教经变故事。图像的中心是以炽盛光佛为核心的变相。炽盛光佛主尊周围分布有九曜星君像，九曜分别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以及罗喉和计都。框内图像左、上、右三方，内绘有黄道十二宫像。九曜和黄道十二宫等天文知识均是源自印度。栏框外周经文左右两侧各镌有线刻神像十四名，合计为二十八宿。

    该经咒把中国古代文化的二十八宿和外来的十二宫结合画于一图。

十七、后晋天福四年具注历

存1纸，长30厘米（尺寸暂缺）

五代后晋时期

国家图书馆藏

    这是一份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代后晋敦煌地方自编历日，年代是后晋天福四年（939）。此件历日首尾均残。每日内容从上到下大致可分为四部分：（1）“蜜”日注；（2）日期干支等；（3）廿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4）吉凶宜忌的选择。

如果说上述历日内容的后三部分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本土文明，那么顶端所注的那个“蜜”字，就完全是由西方传进来的域外文明了。它每间隔六天标注一次，连同“蜜”字所在的那天共是七日一周期。这个“蜜”日就是星期日。

十八、“煌丕昌天”海船纹菱花铜镜

出土地点：前郭县三家子乡青郭屯金墓出土

收藏地点：吉林省博物院

尺寸：直径16.5，缘厚0.7厘米。

年代：金，质地：铜

    八瓣菱花式镜，半球形钮但钮顶较平。纹饰是一艘海船在乘风破浪的前进状态中，船头、船尾及船舱中的人物依稀可见。钮上铸有篆书铭文“煌丕昌天”，寓意为“上苍保佑，天下兴盛”，铭文和铜镜纹饰相互呼应，希望保佑航海顺顺利利。镜缘为窄素缘，铸造。保存状况完整。

海船纹铜镜是宋金铜镜中极富特色的题材之一。该海船镜构思精巧, 写实性强, 显示出匠人对海上航行的熟悉，可见宋金时期航海事业与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景象。

十九、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印刷遗物

    众所周知，我国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但迄今未发现宋代使用活字印刷的书籍，更未发现泥活字实物。然而，此项先进的印刷技术问世不久，便迅速传播到西夏、回鹘统治地区。地处西北的西夏人、回鹘人在接受了由中原王朝传来的活字印刷技术之后，推陈出新，创造出或者说是进一步发展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不仅如此，回鹘人还把自己所掌握的印刷技术进一步传向西方。

    在西夏故地，已发现西夏文活字印刷文献十余种，其中有现存世界上最早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仅在莫高窟北区就发现了属于世界孤本的西夏文活字印刷的文献，如出土于莫高北区B59窟的西夏文活字版《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之一。

不仅如此，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实物。考虑到回鹘在敦煌的活动情况及莫高窟兴衰的历史，我们或可将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这个时代正是西夏印刷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而回鹘与西夏佛教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这些回鹘文木活字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实物，为中国活字印刷术进一步向西传播提供确凿的实物证据。

    敦煌发现的活字实物与印本，差不多全部为元代遗物，而且都发现于莫高窟北区，多种文字杂陈，体现了莫高窟北区在元代的繁荣。元代的敦煌是蒙古豳王家族的分支——西宁王的驻地，莫高窟北区有可能就是蒙古黄金家族皇家寺院之所在。元代敦煌政治地位非常高，为敦煌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条件，而这些印刷实物的发现，即可作为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