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充分反映“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深远影响，弘扬传承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汇集展出了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共计200余件（套）文物精品，主要目的是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共同发展的千年史诗，揭示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相互影响的历史脉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丝绸之路”历经千载、横跨欧亚、汇通中西文明，其本质和动力就是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宝贵遗产。早在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就已经成为东西方之间经贸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宋元朝时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东西方之间都在繁荣发达的经贸文化往来中相互学习，互利共赢。“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精心挑选的参展文物中，既有中国先贤开拓发展“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呈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物证。例如，中国和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碗、航海图和船只模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格的唐代陶俑等，还有《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世界地图》等反映早期意大利旅行家和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贡献的意大利早期文献。此外，展览还推出了中意两国众多博物馆收藏的大量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物，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倪瓒《水竹居图》、任仁发《饮饲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人耕获图》、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卷》、任贤佐《三骏图》，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新会博物馆收藏的《新会木美人》，以及庞贝遗址发掘的经典壁画《花神芙罗拉》、乔托的名作《圣史蒂芬》、创作于15世纪的《圣母加冕图》和《三王来拜》。通过这些珍贵文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东西方之间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历史主流。

2013年9-10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代表国家收藏、保管、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就是要通过积极活跃的合作交流活动，让体现时代特征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物走出来、活起来，用展览促进交流，通过交流推动文化发展。这既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要使命和努力方向。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王春法

策展人的话

100多年前，英国诗人吉卜林在《东西方谣曲》中说，

东方与西方从不谋面，

一直要到上帝的最后审判之前，

这两个巨人才会面对面，

站立在世界的两端。

吉卜林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他的诗句反映出殖民者所体会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东方与西方，它们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相互交替：当东方如日中天时，西方尚在黑暗之中；当西方灿烂辉煌时，东方已沉沉睡去。

但是，吉卜林的诗歌想象却忽略了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相互交汇，创造出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两种景观：晨曦与黄昏。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和罗马帝国相互把对方视作日出与日落之地。两千多年来，在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的频繁交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它们是人类文明最瑰丽的花朵，也就是本次展览的展品。

而在丝绸之路上，另一个故事也在同时发生。最近二十年来，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的传统观念，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新研究的挑战。本次展览正是以中国博物馆和学者自主策展的方式，向全球38家博物馆征集了200余件文物和艺术品，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充分的证据链条，构成了全球学术界新思潮中的最新一波浪潮。

观众将会亲眼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是世界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

无问西东，让我们从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李军

单元介绍序篇

万水千山，将东方与西方分隔于欧亚大陆两端，它们难道不可逾越吗？

文艺复兴，源自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数的人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来回穿梭，运送着一种奇异的货物；这种货物犹如世界上最为绚烂夺目的云霞，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人们一打开它们，仿佛随之也打开了一个个古代的清晨与黄昏；那些奇异的光线穿透包装，也把行客脚下的道路，染成一篇锦绣的文章。

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悠悠千载，绵绵万里，让我们穿越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47cm×41cm×6cm庞贝出土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第一单元 · 大漠之舟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发明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的概念，主要用于描述历史上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地理交通，尤指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关丝绸贸易的一条穿越欧亚大陆的通道。这条道路犹如沙海上的行舟，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千百年来，这两个代表当时文明最高成就的伟大古国，从对彼此茫茫然一无所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

别样的青铜

中国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古罗马、古希腊人传承伊特鲁里亚造物文化，在青铜等金属铸造方面技术精湛。让我们一起，通过一组青铜人像和一组青铜容器，领略两个古老文明璀璨而别样的青铜艺术。

玻璃的流传

除了对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外，对于珠饰装饰品的追求，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步前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蕞尔小物，却蕴藏着风光无限的大千世界。本组来自东西方的玻璃饰品，即满载着当时人们的信仰、审美与技艺，跨越时空，隐约勾勒出一条久已存在的玻璃流传之路。

蜻蜓眼玻璃珠 战国 直径2.1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网纹玻璃杯 北魏时期外来玻璃器 高6.7cm，口径10.3cm，足径4.6cm，壁厚0.2cm1948年 河北省景县北魏封氏墓群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远去的驼铃

丝绸之路上，一队队商旅，一匹匹驮满货物的骆驼，一艘艘乘风破浪的海船，和一个个姿态生动的行客，随着驼铃或喧嚣的人声，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只留下他们或它们的身影，凝固在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上……

长沙窑贴花椰枣纹瓷壶 唐代（618年—907年）高17.8cm，口径9.4cm，足径12.5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女神的姿态

如同意大利半岛是葡萄种植区，自古便以葡萄酒生产蜚声海外；中国是桑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国家，而中国的丝绸最早即以奢侈品身份，亮相世界舞台，所到之地，无不广受追捧，穿在最尊贵的人物，或曼妙的女神身上。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路，后来也被命名为“丝绸之路”……

阿弗洛狄忒 大理石雕像 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 高129cm 意大利罗马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藏

彩绣云纹香囊 东汉 长7.5cm1934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二单元 · 跨越七海

根据传统的宗教观，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伊甸园则位于东方。

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蒙元帝国的建立，随着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传播到欧洲并被应用于航海，通向更为富庶的东方世界的道路被打开了。

就像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指南针的应用开启了一场堪与哥白尼学说相提并论的革命，在海上，在陆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各条道路上，所有商队和航船的方向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东方，指向东方的天堂——中国。

指南针与海图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古人在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被广泛运用于堪舆、航海和军事等活动，并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西方。随着航海实践的不断积累，在指南针的辅助下，人们将航线绘制成专门的海图以指导航行。指南针与海图成为东西方认识并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忆的重现

谈及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人们心中不仅会浮现出驼铃声声、充满西域风情的陆上丝绸之路，也会忆起在汪洋大海中破浪前行的艰辛。在唐朝至明朝期间，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东非以及欧洲的远洋航线全长曾超过14000公里，后被冠以“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名。无论是出水的沉船残骸或图像中的船只形貌，还是大批安眠于海底的瓷器、金银器等货物，它们都是往年繁盛熙攘的海上贸易的见证。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八棱执壶 南宋（1127年—1279年）高25.4cm，壶盖口径7cm，足径8.3cm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寻找伊甸园

在中世纪，西方人普遍地将东方想象为一个遍地黄金、流淌着奶与蜜的丰庶之地，是伊甸园之所在。他们对东方世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但对它真实的地理位置和基本状况的记述却充满了幻想与谬误。直到公元13世纪，借助指南针和海图，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旅行家开始跨越千山万水，向着东方前进。只在轶闻和传说中惊鸿一现的遥远东方，也向异域的来客张开了她的怀抱。

卢沟运筏图 元代（1271年—1368年）或明代（1368年—1644年） 佚名绢本设色 143.6cm×105 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四海到七海

公元13世纪之前，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意大利，这两个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蒙眼巨人，只能彼此摸索着感受对方的存在。悠悠千余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交往日益紧密，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步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第三单元 · 帝国剪影

作为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Yeke Mongol Ulus，又称“大朝”）的首都，“大都”堪称当时整个世界的“伟大的首都”，如同一次绚烂的日出，正在东海之滨冉冉升起。在欧洲东行者的眼中，帝国壮观的建筑、美丽的陶瓷、动人的书画和工艺品，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是组成这次日出不可或缺的七色霓虹。

王朝面孔

蒙元统治者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统治机制。他们以华美的服饰、界限分明的等级次序，来确定自身的高贵地位。在其统治下，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外国使臣和朝拜者接踵而至。统一发行的货币、度量衡等让大都及其所辐射的大蒙古国成为享誉世界的多国商旅云集的贸易中心，促进了蒙元社会与经济的高度繁荣。这些人与物构成了这个百年王朝的生动面貌，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欧洲艺术中留下了活跃的剪影。

成吉思汗像 明（1368年—1644年） 佚名纸本，设色纵58.3厘米，横40.8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金镶蓝宝石帽顶 元代 通高3.9cm, 底径5.1cm 湖北省钟祥市明代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七色霓虹

悠悠百余载，蒙元王朝创造出了犹如七色霓虹般的多元文化艺术成就。元代青花瓷器，连接了中西文化，成为七百多年来一直被世人所推崇的瓷器艺术之至宝；元杂剧，浸染于元人的生活，成就了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的顶峰，并凝固于其它艺术载体，流传至今；元代铜器，在恢复古代礼制的呼声中得到了复兴，演绎出新的成就与辉煌；元代书画，得益于多民族文人的深入交往，别开生面，把中国书画推向一个新阶段。

水竹居图 1343年 倪瓒 纸本设色 113cm×53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官窑粉青釉三足瓷炉 南宋 高8.6厘米、口径15.8厘米、底径14.3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马的足迹

体型高大的马非中国本土所有，但这类异马形象在汉代的青铜艺术中即已有表现，而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自然对马有着特别的情感，历史文献中也有外来使臣到元都贡异马并轰动朝野的记载。本组中，异马形象在中国出现，见证了中西交往的史实。

马可·波罗的行囊

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留下了许多人的匆匆行迹，其中马可·波罗正是借蒙元帝国开辟的驿站交通之便，完成了纵贯欧亚大陆的往返旅程。

“马可·波罗”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们的代表。

除了《马可·波罗游纪》所收录的旅途见闻，这位“百万先生”还留下了遗嘱、故居、财产清单，这些零星的碎片正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马可·波罗遗嘱 1323年 羊皮纸，墨笔67cm×24.5cm 意大利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

“马可•波罗罐” 宋代（960年—1279年）高12.38cm, 腹径8.26cm 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藏

第四单元 · 凤凰西行

当马可·波罗们启程返乡时，他们的行囊中都装了些什么？带回去之后，这些商品、礼物是否如石投水中一般激起了水花和涟漪？

通过马可·波罗们带回的物品，我们试图探究这些“水花和涟漪”，考察它们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作用？又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何关系？

本单元将用三组器物显示，来自于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正如一群“迁徙的凤凰”那样，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欧洲的绿野，最终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之中。

青花变奏

“马可·波罗”们带到欧洲的中国瓷器，以其半透明的质地、精美的花纹、精致的造型、高超的工艺，赢得了人们的赞叹，瓷器收藏成为时尚，成为人们眼中的神奇之物，大量的欧洲仿造品亦随之产生。这些仿制品亦真亦幻，似曾相识，形成一曲动人的青花变奏。

美第奇软瓷罐 1575年 高12.5cm，底径5.5cm 意大利那不勒斯马提纳公爵博物馆藏

莲枝交缠

莲花盛开在东方，是道德的高洁、智慧的觉醒和生命的繁衍的象征；莲花盛开在西方，盛开在圣母的衣袍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象征。

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复制品）1359年 洛伦佐•委内齐亚诺 93cm×58cm 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凤凰之旅

一组形象相似但工艺和材质均有所不同的器物依次排在一起，就像一组蒙太奇镜头那样，形成了一次独特的运动；犹如同一只凤凰穿越不同器物、穿越欧亚大陆静穆渊深的蓝天，最后栖息在一片金色的树林之中。

圣母加冕 1406年—1481年 萨诺•皮埃特罗 239cm×197cm×14.5cm 意大利锡耶纳国家画廊藏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元代（1271年—1368年）高22cm，流尾长23cm 北京西城区元代窖藏出土

第五单元 · 丝绸之梦

“马可·波罗”们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东方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大陆，上到教皇，下至画师均对“鞑靼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的收藏，更成为文艺复兴大师笔下的母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途，这些异国风情引得人们纷纷效仿。

奇异的动物

一群群凤凰、飞鸟、狮子和奔兽，或呈非对称的斜向构图，或镶嵌在圆形的装饰骨架中，似乎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这些奇异的东方动物，带动了一场欧洲丝绸装饰的革命。

熟悉的图案

“补子”本来是一块嵌于中国传统袍服胸前或背后的丝绸饰物，最早可见于元代，后成为明清官服中区分官职等级的重要依据。公元13-14世纪，欧洲抄本绘画中已有身穿“补子”的蒙古人形象出现，同时在欧洲基督教高级教士的圣服中，也相应地流行一种将东方丝绸缝缀于服饰重要位置（如胸口）以作装饰的做法，与中国的“补子”服如出一辙。“毬路”纹是另外一个流行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图案。它最初产生于西方，后传至中国，并成为典型的中国纹样之一。到了元代，织绣在丝绸上的毬路纹也存在着向西回传的趋势。

圣史蒂芬 1320年—1325年 乔托•迪邦多内 木板坦培拉 84cm×54cm 意大利佛罗伦萨霍恩基金会藏

飘移的风景

正如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功效》壁画所见，马可·波罗们的行囊之中除了丝绸、陶瓷等珍宝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于《耕织图》那样的中国画，画作被带到了西方，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第六单元 · 世界交融

中国人讲人际交往时常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文化的交往亦是双向的。那么，离去的“马可·波罗们”在中国留下了些什么？中国文化对此又有着怎样的反响？本单元，我们将探察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留下的物质与艺术文化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于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圣母与观音

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小的耶稣是基督教艺术中最动人的形象之一，怀抱幼童的送子观音则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重要的形象表征，不同地域产生的不同信仰为什么在形象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来往中国的西方人带来了“圣母子”图像，这些图像又会在异域产生怎样的反响？

十字莲花

元明之际，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从遥远的地球另一边来到中国，在贸易和宣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在埋骨他乡之余也留下了十字架、天使、圣人等文化符号，并与传统中国的图案如莲花和太极等元素交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装饰元素和装饰母题。

西学东渐

公元16世纪末，利玛窦作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一并带来自己家乡的图像、书籍和技术。他学习中文，在中国结交了许多好友，出版中文世界地图，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余生都在中国度过；他也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从利玛窦开始，一个中西交流的新纪元开始了！

尾篇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元13—公元16世纪欧亚大陆两端活跃的文化交流已被人们淡忘，但文化交流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并为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往返于欧亚大陆两端之后，最后来审视这几位“窈窕淑女”，并惊讶于她们之间面容、姿态和眉眼的神似之时，随着笼罩在历史上的迷雾渐渐散去，淡忘的历史再次“浮出水面”。

正如陆九渊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当人们跋山涉水，远赴异乡，见证这陌生中的熟悉与亲切时，一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觉油然而生。

异国虽是他乡，但恍如故乡。

新会木美人 明代（1368年—1644年）佚名木板油画 160cm×41.5cm×8cm 新会博物馆藏

沐浴中的女人 公元16世纪末 枫丹白露画派画家 木板油画158cm×129cm×10.5cm 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藏

展览信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