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1922—2018年），字季庚，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
  先生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同年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先生主讲的多门核心课程，广为兄弟院校考古专业借鉴，在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教学与实践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先生多年来指导了众多海外留学生，曾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先生笃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生命力之所在。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设计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新中国建立伊始，先生就参加了雁北、东北和西藏地区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导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对响堂山、敦煌、龙门、克孜尔、须弥山、云冈和栖霞山等石窟寺的系统勘测和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典范。 
  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先生以考古资料为本，结合文献、舆图，复原了多座秦汉以后的古代城市，重点分析了隋唐宋元时期城市的形制、布局和等级制度，阐明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的普适性，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特质。
  先生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进行了全面的分区分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方面出发，充分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系统研究了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拓展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视野。
  先生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先生特别关注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创建了陶瓷考古教学体系，开展了系统、持续的田野工作，将物质文化研究上升到探索手工业发展史及经济史的新高度。
  先生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选择典型石窟寺进行勘查记录，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开启宗教考古的新纪元。对意义重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先生特予关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和历史文化价值。
  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先生致力于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断年分期、分区和类型，使古代建筑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领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
  先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宏阔的视野，辨明了众多的外来文物，探讨了中外文明的相互影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开展中外文明交流研究的指导者。
  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将考据学深厚素养与考古学分类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依据典籍、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拓展了版本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对雕版印刷和古籍版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两次入藏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寺院建筑深入研究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
  先生一生挚爱文化遗产，关心文物保护事业。先生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和文物主管部门，就重大文化遗产保护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亲赴三峡等重大建设工程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经由先生不懈的努力，芒康盐井、良渚古城等重要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或提升，其功在当代，其利在千秋。
  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术上的“通儒”。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治学之要，更具现代学术之长。在先生那里，考古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先生的学识风范，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先生淳厚笃诚，止于至善，是道德上的“纯儒”。自青年时代进入北京大学，先生在北大度过八十载，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始终沉浸在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学术之中，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没有将任何一天浪费在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活动中，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先生对北大怀着深沉的感情，生前已将他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报答北京大学的哺育。
  先生的生命早已与考古学连为一体，他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他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怀有深沉的景仰和挚爱，持有言语难以表达的亲情和关切。他将全部知识和智慧留给了后来者。他尽一个学者之所能，报效了他的祖国。他是一座永远的灯塔，指引后学前行的方向。

  此人只应天上有，从此世间无先生。

本文出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https://archaeology.pku.edu.cn/info/1194/22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