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西方的孔道
河西走廊，是贯通中原与西域的中枢。它是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多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北面多是草木不生，满目荒凉的戈壁沙漠和北山，南面是蜿蜒不断，终年白雪覆盖的祁连山。中间有片片平坦的绿洲。祁连山上的皑皑白雪，夏日融化后奔腾而下，灌溉了万亩良田和牧场，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民，也使这一带产生了无数个历史传奇。
古城与战场
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河西走廊上四大重镇。
丝绸之路由东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站是武威，又名凉州。月氏人曾生活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后为匈奴人逼走。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在这里建都。
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讨敕濮、涉奴的战役发生在武威，东汉窦融又在此“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西晋时为解国都洛阳之围，凉州刺使张轨派兵东征，赢得“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赞誉。西魏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周太祖派独孤信讨伐，俘虏其民六千户送往长安。武威多次成为河西割据政权的首府和厮杀的战场，原因之一是它是位于连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的要塞。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隔绝匈奴、南羌，断匈奴右臂”，是张掖之名的来源，也道出了张掖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汉张掖郡治所在地久无定说。现在张掖西北的黑水国古城，也许应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对象。古城的周围发现数量众多的汉墓群，表明这里在汉代居民很多。张掖地区民乐县的祁连山脚下，有一座军事重镇——永固城。西汉前曾是月氏国都，匈奴人占领后，成为王室避暑地，汉武帝时霍去病赶去匈奴，归西汉所有。城东约十里处的八卦营可见到汉代的残砖碎瓦。附近的古墓群，出土了铜箭镞、弩机等兵器，死者整齐集中地排列在一起，也许是当年镇守将士的坟墓。
酒泉自古为屯兵驻骑的地方，汉代的酒泉郡治早已荡然无存，可寻觅到的遗迹是晋代的福禄城。后经改装的鼓楼题刻“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显示了丝绸之路要邑的雄姿。今城中有酒泉公园，相传汉代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驻军于此，旺盛的金泉水，可供全军人马饮食。汉武帝特赐美酒表彰全体将士，因酒少人多，便将酒倒入泉眼，泉水流经处，全军共饮。该泉从此得名酒泉。
汉代的敦煌，地广人稀，最盛时，全郡不过三万八千多人。然而它的地理意义却居河西之首，发展速度飞快，到唐代，人口已十一万六千二百多人。比现在还多两万。出今敦煌西门，就是西汉以来的敦煌旧址。城呈长方形。南、西、北面仍有继续的墙垣、墩台。城内古迹中显眼的只剩下“白马塔”。相传是著名高僧、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经过这里时，所乘白马病死，建塔埋之。
绢马贸易
提起丝绸之路，离不开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骏马和丝绸。
古时没有健壮的军马组成的强大骑兵队伍犹如现代战争中没有汽车、坦克一样。由于军事、交通、运输上的需要，历代王朝的引进良马、发展养马事业便成为必然。河西地区有许多水草繁茂地带，汉代在这里设立了大型牧场，北魏仍为牧放基地，并加以扩大，唐代以后历代养马不衰。武威雷台汉墓的发掘，形象地反映了河西养马事业的发达。墓中由强壮彪悍的铜马群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出行场面，体现出战争、交通、贸易中马的重要。
丝绸之路开通后，逐渐形成了中原与西域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中原需要的良马和西域渴望的丝绸，成了中西商业交换的主要物品，即所谓绢马贸易。汉武帝曾多次遣使谋求得到乌孙、大宛的良马，并用赏赐馈赠的方式将丝绸输送到西方。发展到唐代，除了用传统的“赏赐馈赠”以得到对方“供奉进献”的方式外，直接的绢马贸易也十分广泛。八世纪后半叶，绢与马的比价是“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而唐朝用于“赐回纥马价”的绢常常是五万匹、七万匹、甚至二十几万匹。地处河西地区的丁家闸和嘉峪关发现了一批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引人注目的是绘出了当时这里的桑园、牧场。敦煌石窟壁画也有类似的表现，在自给自足的生活中，他们一般不需要东方的丝绸和西方的马匹。而回纥人获得如此多的丝绸，显然也不光是用作自己消费，他们转手再输向西方。
如今，绢马贸易已成为历史，但河西的养马事业却延续下来，目前中国最大的养马场仍在山丹繁衍着古丝绸之路和战场上的良马的后代。混血马——山丹马，已服务于新时代保卫祖国、建设家园的活动中，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
雄关渡口
河西走廊上的关隘、渡口，几乎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从长安启程赴西域，避不开黄河险阻。跨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的一段约南北走向的黄河正是横在丝绸之路上的难以逾越的天堑。随着历史硝烟的散尽，很多渡口已无处可寻，一座座现代化桥梁的兴建，更使人泯灭了对往事的记忆。
然而，有几处黄河古渡，人们却无法忘却。
甘肃永靖县内有一段狭窄河道，两崖山石峭立，汉代在此设临津城和临津渡口。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西征匈奴，都从这里通过。隋代炀帝巡幸河西，也是出津关，渡黄河。如今，这千年古渡已被水天一色，烟波浩渺的刘家峡水库淹没，但它的位置仍铭记在人们心中。
兰州曾为西汉时设立的金城县，取“金城汤池，不可攻”之意，地理险要、防范严密。西汉时这里就设了著名的金城渡口。西汉将军赵充国挥师渡河，北击匈奴、西战西羌；北周太祖率骑数万取姑臧，都从里通过。隋代又在渡口处设金城关，派重兵把守，使之成为中原通向西域的要津。
甘肃金塔县出土的汉代木简中，称皇帝的政令经“高平道”传至张掖、居延。高平道即今西安至陕西长武、宁夏固原、海原进入甘肃的一段路。再向西进，就必须越过黄河。此处河曲转弯的北岸为五佛寺，临河有一古城，今犹存关门、桥堡，当地俗名“索桥”，为自古以来高平道上的重要渡口。河的东岸出土过波斯银盘，可证是丝绸之路通过的河口。
古代的关口和渡口有时合而为一。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脱离河津的必经之路，便专门设立了关口。最著名的莫过于玉门关、阳关、嘉峪关这“丝路三关”。
敦煌西北九十公里的戈壁滩上，坐落着一座近方形的小城，叫作小方盘城。很多人以为这就是汉玉门关遗址。其实，这个长仅二十六点四米、宽二十四米的小小城堡，多数学者断定是玉门都尉的治所，而不是玉门关。真正的汉代玉门关在哪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还在探索、争论。
小方盘城位于疏勒河下游，旁边便是蜿蜒不断的汉代长城，向东伸向居延，每隔一段便有高大的烽燧一座。这里曾多次发现汉代简牍，无疑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在汉玉门关遗址尚未考证清楚之前，游人于此抒发怀古之幽情，权当是真正的汉玉门关也未尝不可。
李白诗“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所指的已是迁移后的唐代玉门关了，可惜唐代玉门关的位置也同样是个谜。不过大多数史学家都以为应在今安西县境内的锁阳城附近，只是关址还未找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千百年的吟咏，使“阳关”名声远播。遗憾的是坐落在敦煌西南七十公里处的阳关残迹，已多被黄沙掩埋，风卷沙移，还常常露出陶片、铜钱、箭镞等古代遗物，这里俗名叫作“古董滩”。这毕竟是地点最明确的一处关口，可供人们来此凭吊、游览，领略古人西出阳关时的惆怅之情。
今玉门市郊戈壁滩上陡然耸立的嘉峪关，人称“天下雄关”。它由外城、内城、瓮城、楼阁及附属建筑组成，巍峨壮观。登楼远眺，嘉峪关南面的祁连山和北面的马鬃山遥相对峙，关口左右伸出的长城如蜿蜒的巨龙，直至两山脚下，城门楼阁上悬挂的“气壮山河”、“天地正气”、“长城主宰”正是对此情此景的点睛之笔。
古渡、雄关之外，河西走廊还有两处自然险阻。
一处在祁连山脉东部群山内，海拔三千五百多米的乌峭岭。这是河西走廊与中原之间险峻的山谷，成为丝绸之路上天然的关口。
民乐县南的祁连山深处的扁都口古称“大斗拔口”。它是拦腰截断祁连山脉的一道险隘，由青海通往河西走廊必须由此经过，别无选择。当河西出现战乱时，扁都口常常是丝绸之路的又一重要通路。但这里气候无常，地形险峻，极难通过。隋炀帝于大业五年(公元六〇九年)车驾西巡便是艰难跋涉，途经扁都口至张掖的。
荒原上的明珠
公元三六六年，一位四处云游、名叫乐尊的和尚，在黄昏时来到三危山下，忽见万道金光，似有千佛下凡，工是就在对面的鸣沙山上开凿了一个石窟。不久，又一个法良禅师，在旁边凿出第二窟。此后各代陆续开凿，究竟开凿过多少个窟难以统计。至今保存的就有四百九十二个。窟内有彩塑两千余躯，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成为艺术家、学者、游人向往的文化宝库，也像一颗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至今仍闪烁着夺目光芒。
莫高窟的壁画，最形象、最直接地再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北周时代的二六九窟壁画中，绘有商旅图：一个商队，一辆卸了辕的骆驼车停在井旁，骆驼饮水、骡马食草，旅行者有的休憩，有的喂饮牲畜，道路上两位商人押着载货驮队正在过桥，对面还有深目高鼻的商人牵着载物骆驼等在桥的一边。隋代的四二〇窟的商旅行进图，则重点描绘了丝绸之路的险峻。满载货物的大群驼、驴跋涉于荒山大漠中，一头骆驼翻滚下山而死，人们拾起货物装到另一头骆驼上，重新赶路。自然环境的艰辛，还不是丝路跋涉的唯一困难，盛唐时期的四一五窟，还有一幅带题名的“商人遇盗图”。遇盗者是一群深目高鼻、虬髯卷发的外国商人。
来往的商贾、使节要在敦煌歇脚、休整，在很多情况下，就在这里买卖拍板成交、政令接受发放。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意义已不亚于国都。
河西走廊以敦煌的古迹最多。一九八二年建成的飞机场，选了一片尽可能不涉及文物古迹的戈壁滩，然而还是先发掘了七十余座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墓后才破土动工。
在沙山环抱之中若有一泓碧水，就可称作奇观了。敦煌南十里的月牙泉堪称丝绸之路上的一绝，月牙泉的绝妙在于，这汪清泉，历经千百年风沙竟会依然如故。一种的解释是：月牙泉周围的沙山高耸，吹进这个环山洼地里的风，由于空气力学的原理，会向上旋，山上下来的沙子又被送到四面的沙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