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
——通向中亚的历史古道
丝绸之路是商业贸易之路，友好往来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东西对话之路。
这条路犹如汇聚百川的大河，气势磅礴，沟通了欧亚大陆；又似蜿蜒不息的清泉，涓涓流淌，滋润着各族人民。它突破地域的限制，缩小了世界的范围，它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促进了人类文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丝绸之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总体上横贯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形成的众多主线、支线，犹如一个巨大的网络铺撒在欧亚版图上。
历史、考古学家经过艰难的探求、精心的考证，理出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即“草原路”“绿洲路”“南海路”和“西南路”几大干线。其中“草原路”“绿洲路”，是延续时间最长、历史内容最丰富的传统道路，被称为“世界文化交流的运河”。
草原路，越过戈壁沙漠至蒙古高原，穿过西伯利亚南部抵达咸海、里海和黑海之滨，是水草肥美的欧亚内陆绿色地带的桥梁。
绿洲路，过玉门关沿黄褐色土地上的点点绿洲西进，翻越帕米尔高原挺进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是丝绸之路的生命线。
绿洲路后来从敦煌以西发展出三条支线。北线：经伊吾(今哈密西)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北流水(今伊犁河、楚河)，再向西沿咸海、里海北达东罗马。中线，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的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今里海、咸海间)、安息、东罗马。南线：自楼兰(今若羌东北)，沿昆仑山北西行，经于阗、莎车，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条支(今波斯湾口)、东罗马。
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饱经历史风霜，创造出了不朽的物质、精神文明，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迎接着更为辉煌的明天。
繁华故都
西安和洛阳，是中国不同时期丝绸之路通向西方的起点。灿烂的汉唐文化就从这里辐射到世界各地，异域文明也在这里生根开花。
西汉，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朝，它与欧洲的罗马帝国和中亚的贵霜王朝并肩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处于发展高潮的三大帝国。然而，三大帝国间却很少发生联系。如果能够突破界限，沟通往来，就会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正在这历史关头，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公元前一三九年，汉武帝刘彻派出勇敢健壮、能力非凡的张骞，出使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从此，原已悄然开始的东西交往展开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张骞首次西方之行，经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过康居，抵达大月氏和大夏，公元前一二六年回到长安。张骞出行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然而意外的收获却了解到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通道路、国力风俗、物产资源，从而帮助汉武帝制定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营西域的战略。公元前一一九年，张骞再度出使西方，这次他率领了三百多人的庞大外交使团，带上万头的牛羊，大量丝绸、珍宝，先到了今伊犁河、伊塞克源一带的乌孙，又分遣副使达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与各国广泛接触，建立了友好关系，当他率众于公元前一一五年回长安时，大宛、安息还遣使随同前来。自此，东西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里程。
雄伟的长安
对于蓬勃发展的西汉帝国来说，推崇儒学虽然是稳定和巩固国家的重要举措，但国际交流的影响，有识之士已感到不能完全以古老的方式为治国理民的基础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第一次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首都长安遂成为这一变革的中心。
西安是西汉通西域的起点，汉代称长安，位于今西安北约八公里。四面坚固的城墙上各开四门，城内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公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辞别武帝时的未央宫，殿堂星罗棋布，占据了全城的七分之一。尽管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安息王所献狮子的雄姿，也无法领略大宛良马的风采，但可去长安城外拜谒为开通丝绸之路作出杰出贡献的汉武帝、霍去病的陵墓。
隋唐长安，古城更为雄伟壮观，位于今西安及其南部。其面积相当于今西安的七倍多，人口约一百万。当时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这里有着友好往来。
隋代中亚何国人何稠，是一位“博览古图，多识旧物”的名士，他不仅成功地在中国仿制出波斯锦袍、绿色琉璃，还帮助隋炀帝改创了国家的章服文物，流传后世。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明显地显现出来。
唐初居住在长安城内的外国人成千上万。许多胡客定居这里，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
适应对外交往的扩大，唐代专门设立了管理接待外国宾客和少数民族使节的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西安地区的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的“客使图”绘有东罗马、高丽国、大食国、吐番、高昌的使节，真实地再现了迎送宾客的生动场面。西安出土的文物，如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及仿制品等，证实了萨珊、东罗马、大食(阿拉伯)等国与隋唐的密切关系。
古都洛阳
通过丝绸之路来华定居者，一类是僧人，另一类是商人。他们带进了许多异国的物品和习俗，令人耳目一新，以致于使东汉灵帝喜欢上“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的贵戚也竟相仿效。
洛阳城东十二公里，北依邙山，南邻洛水，坐落着一座宝塔庄严、殿阁峥嵘的古刹，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所寺院。东汉明帝时派人出使天竺(今印度)，请到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讲经授法，为了以礼重待，下令于洛阳城外按天竺佛教传统样式建造寺院，相传二高僧用白马驮经卷而来，故名白马寺。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很快就变成西方传入佛教的卫护者。北魏前期皇室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龙门石窟又应运而生。北魏末期胡太后总揽朝政，极力提倡佛教，使洛阳的寺院激增至五百所，对佛教经律的研究也随之加强，出现了皇室特派宋云西行求取真经的事情。
中亚撒马尔罕西北的曹国有移居到洛阳一个曹姓之家，至北齐时曹家的曹仲达成了一位显赫官吏，但真正使他出名的是其绘画艺术，最拿手的作品是画佛像。他画的人物，其体稠叠，衣服紧窄，后世有“曹衣出水”之说，赞其以细密的线条，按体形的结构起伏进行刻画，衣服像水湿过似的贴在身上，从而表现了人体的健美。与人体的自然美关系密切的美术在印度、中亚是常见的，并可远溯至古希腊艺术，不是中国的传统特点，它的出现显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的史书中，对西方诸国人的形象，每每以“深目高鼻，多须髯”形容，唐代诗歌中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大食人：“织成番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西安、洛阳出土的胡俑千姿百态，许多形象可与文献的记述相印证，如果没有繁荣的对外交往，不可能会出现这些异邦容颜的俑。
来自远方的异教
隋文帝在移进刚刚建成的都城大兴城(即唐长安，今西安)时，制作寺院的额匾一百二十枚于朝堂，诏令“有能修造，便任取之”。到唐代长安城内已遍布来自异国的佛寺、波斯寺、胡天寺等。
佛教的东传得到认可，但要汉人对佛教教理有深入的了解并非易事，提供可使文人读通、读懂的译本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汉族出身的道安以卓越的预见性开始翻译佛经。稍晚的后秦著名法师鸠摩罗什进而大规模的译经，为佛教在中国扎根打下坚实的基础。唐初的高僧玄奘，深感国内流行的佛教经典杂乱无章，下决心赴天竺求取真经。公元六二九年从长安出发西行，途经凌山(今新疆天山汗腾格里峰西南)、热海(今伊塞克湖)、碎叶(今托克马克)、怛逻斯(今江布尔)；又南进至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半岛，在印度佛都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后来在印度从事讲学和著述，获得很高声誉。公元六四三年玄奘携带大量佛学经典由巴基斯坦、阿富汗进入塔里木沿丝绸之路南线返回长安，行程两万五千多公里，完成了西天取经的壮举。唐朝皇帝接见了他，并为他专门设立了翻译场，公元六四八年又诏令他任新落成的慈恩寺主持，玄奘为保存佛经，在慈恩寺修建了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城内。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十分自信，心胸开阔，慨然允许各国的文化进入中国。大秦(东罗马)的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就是在那时期通过波斯景教阿罗本传到中国的，唐太宗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款待了他，远超过了普通的浩荡皇恩。
公元七八一年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直到公元八四五年发布禁教令，景教才受到严厉的打击而销声匿迹，再次复兴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波斯人的祆教也传入中国。教徒只有西域胡人，他们既不传教，也不译经，但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在长安、洛阳、敦煌、凉州都有祠宇，并有“萨宝”一官管理。
西域的“胡风”
西域文明进入长安，至唐代竟出现了“胡化”之风。
唐初名画家康萨陀，中亚康国人，他善画“异兽奇禽”。这些新颖的形象很受欢迎，唐代的石刻、金银器、织物等上出现的种种与传统风格不同的奇异动物纹样，便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长安城内还集中了一批从西方来的音乐家和舞蹈家，曹国的曹保、曹善才、曹刚一家，以善弹琵琶而著名，安国的安万善以吹奏筚篥而闻名。外来的舞蹈如《柘枝》《胡旋》《胡腾》《天竺伎》《安国伎》《康国伎》等也在中国流行。
波斯传来的马球运动在皇室和军队中颇为盛行。长安城楚苑遗址中出土方形奠基石碑一块，上刻“含光殿及球场”，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绘有打马球图一幅。公元八世纪初，吐番马球队与唐皇室马球队还举行过一场精彩的比赛。
长安有很多胡姬酒肆，出售西域酒。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为时人称美。人诗人李白也有“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名句流传于世。唐代还把高昌的葡萄引进宫苑种植，并学会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以葡萄为题材的装饰纹样也非常兴盛，以葡萄为装饰的铜镜还外销到西方。还有胡饼、胡麻等已演变为日常食品。
西域的“胡服”在唐代成了时髦装束。胡服的特点之一是窄袖露肌，不同于中国的褒衣博带。南北朝时期出土的胡服俑，还多是西域胡人形象的穿着，而开放的唐代，着胡服的汉人俑极为普遍，包括数量众多的女俑。按《旧唐书?舆服志》的记述：唐初的宫女，衣着全身障蔽，以防路人的观看，但很快就变成了拖裙到颈，渐为浅露。以致高宗皇帝认为“过为轻率，深失礼容，理须禁断”。然而皇帝的禁令也没有改变服装胡化的潮流。传统的长裙配以窄小的襟袖，成为胡服影响下的创新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