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吐鲁番的古墓群

  我们从高昌古城来到距城约6千米的茫茫戈壁滩上，这里坐落着两个相邻的村庄，一个名为阿斯塔那，维吾尔语，意为“京都”之意，可能是因为这里是高昌王国的都城近郊；另一个村庄名叫“哈拉和卓”，是传说中怒斩恶龙为民除害的维吾尔古国一位勇土的名字。在这两个村庄以北平展的戈壁上，有10多平方千米的广大墓地。数不清的古墓，密密麻麻，鳞次栉比，或隐或现，各墓之间界域分明，显得井然有序。人们把这里称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

  墓葬的主人们真诚地相信死后还有一个非人间的世界，他们遵循这一信念，按照人间生活的模式，经营死后的生活安排。他们生前曾拥有一切，他们内心深处曾有过的追求和渴望，在这里都得到了表现，也都获得了满足。人们称这里是地下博物馆，我想这是确切的。因为在这里的墓葬中埋葬了无数的文物，高昌古城曾经是汉代以后和元代以前西域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中心，在这片广大的古墓群中不仅葬有王公贵族，还有西域各民族人民。这就使这些古墓群显得更加重要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配合衣田水利、修建道路的要求，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先后发掘了500座古墓，出土各种文物达万件。我们看到每座古墓上部都堆盖着许多土石，这也为盗贼窃取墓内财物提供了标志。我们沿着墓室的前方10米至数10米不等的一条斜坡墓道向深处去，在墓道一侧，多数有一块墓志，记载着死者的姓名、年龄、身份和颂词。沿道继续而下，就进入了死者安息的殿堂。这是从地层浅处掏挖成的面积为20平方米左右、高2米上下的方形洞室，死者夫妇安放在洞室后部高起的土台上。由于气候干燥．大部分死者入土后，都迅速失水而成干尸。安置死者的方式根据死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定。一般是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双手握木。身若棉麻或者绢锦，墓室顶部大都用木钉钉着一幅绢质或麻布绘的伏羲女蜗图像。在墓室的墓壁上还绘制了许多壁画，表现死者生前的生活和伦理观念。

  从这些古墓出土的文书有2700多件，包括各种契约、户籍、账册、官府文档、封官告示、旅行文件、私人信件和佛经，大至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在出土的文书中都可以见到。如此丰富多彩的文书，使消逝了一千多年的祖先生活历历在目。在一份文书中这样记载着，天宝13年（公元754年）的马料账中，仅“长行坊”一家运输单位统计，只是10月至闰11月的3个月中，就支出马料青稞1456石7斗7升。这不仅说明当时“丝路”交通来往繁忙，也说明由于绿洲内广大衣民的贡献，才有可能维持“丝路”上巨大的后勤供应。在一份户籍文书中，记录了高昌县崇化乡有47户人家，属于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康姓11户、安姓6户、曹姓4户、何姓2户、石姓2户、其他姓还有4户。这些人已取得唐朝的正式户门，得到政府分给的田地。“崇化”为归化之意，表明这个乡里是由来自中亚的移民组成的。

  考察队的女学者英国东方与亚洲研究院的保拉博士说，德国考古学家格朗威特和勒柯克在高昌发掘并偷运出去的大量壁画，目前收藏在西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里。她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主要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来自阿斯塔那古墓的文物。”德国学者柏林古代史与考古中央研究院的拉斯克曼博士说，20世纪初，德国人格朗威特和勒柯克率领的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对吐鲁番、哈密、库车等地进行了4次发掘，他们共盗走了用波斯语、安息语等16种语言抄写和印刷的24种文献的手稿，还有公元334年汉语文献残片。这些珍贵的中国文物被收藏在民主德国的科学院里。这批来自新疆沙漠中的文献，大部分至今还未被解读。拉斯克曼表示，德国学者将努力编辑出版那些从未公开发表的文献，供各国学者分享。

  新疆学者说，从20世纪初斯坦因等在吐鲁番盗掘古墓时，吐鲁番文书就大量被窃去，深藏于一些博物馆、大学密室之中，被冠以“斯坦因文书”之名。中国学者要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问题，观览分析这批资料，必须漂洋过海，这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些学者再次发出了文物归还的呼声。

贾学谦著. 驼铃与古船 UNESCO国际丝路考察纪实[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11